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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教育名家姜大源:产教融合的难点如何突破丨白丁会客厅

来源: 中国教育智库网 作者:CAETT 时间:2018-02-28 文档编号:15198071383492

“白丁会客厅,往来皆鸿儒。”白丁会客厅是中国教育智库网倾心打造的高端视频访谈栏目,是有高度、有广度、有深度、有温度的教育主题空间。2018年1月3日下午,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当代教育名家姜大源做客白丁会客厅,畅谈产教融合话题。


产教融合从职业教育上升到整个高等教育系统

白丁: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您如何看待该文件的颁布?

鸿儒(姜大源)《意见》的颁布具有重要意义。原来提到产教融合,往往指的是职业教育领域,而这次国务院颁发的文件将产教融合上升到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国一直在探索人才培养路径。和普通教育不同的是,职业教育的学生有两个学习地点——学校和企业。2014年,国务院召开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习总书记就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做出重要指示,就明确提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意见》的颁布这不只是对职业教育和应用型本科教育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提出的要求。

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发展离不开教育。各类教育培养的人才,为这一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中国今天之所以在世界上有话语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是全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所有工业门类都齐全的国家。在全世界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背后一定有一个支撑其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过去近40年里,职业教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国务院《意见》认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路径,适用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未来我国要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要实现“中国梦”、“两个100年”的伟大目标,就必须有一个能为这一宏伟目标提供更加完善、更加强大支撑的人才培养体系,也就是教育体系。

谈教育时不能总抱有“二元论”的思想。教育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将学生关在学校这一围城里。教育要关注个人的发展,但个人的发展不是海市蜃楼,不是空中楼阁,不是雾里看花,也不是水中捞月,一定要使学生实现从“学校人”,即从自然人到社会人、职业人的转变。这样的转变不是通过学历实现的,人的发展是通过职业来实现的。职业发展的过程就是职业人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过程,也就是个体通过职业张扬个性,彰显价值的过程。教育不能仅仅只从个人需求出发,还要将个人需求与国家需求、产业发展需求结合起来,这样,通过职业这一载体和纽带,不仅可以使经济获得人才的支撑而得以发展,而且个体也正是通过职业生涯过程得以发展自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是最大的政治。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才有实力去做“一带一路”、去建立金砖银行、亚投行,才有自己的话语权。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人才作支撑。而人才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去培养,是一条加快中华民族复兴的捷径。在我国强起来的过程中,仅有职业教育的支撑是不够的,还需要高等教育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教育不仅要顶天,还要立地。产教融合的战略提出后,立地人才和顶尖人才的培养,与产业、行业、企业结合起来,就使得创新与其转化有机融合,使得中国前行的力量变得更强。

《意见》的提出与世界教育的发展趋势是吻合的。这里可以借鉴德国的一些做法。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被誉为世界的楷模。德国战后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也正是“双元制”职业教育。面对世界的新发展,德国率先提出了工业4.0的概念。工业4.0不是虚无缥缈的,未来不是一个纯虚拟的世界,依然是一个物理系统,但不是传统的物理系统,而是一种信息物理系统,不是互联网取代实体经济,而是互联网融入实体经济。德国人认为,只靠学校,培养不了对产业发展有价值的人。近年来,德国将中等职业教育领域里企业和学校联合培养的产教融合的“双元制”教育模式,上升到工程师教育,出现了“双元制”的工程教育。


四点建议破解“三热三不热”问题

白丁产教融合长期以来停留在表层,难以深入,您认为主要难点在哪里?

鸿儒(姜大源):中央很重视职业教育,重视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但是社会上却还是存在着所谓上热下不热,官热民不热,校热企不热”的现象,很多事情停留在表层。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政府官员是很重视的,但百姓却更重视升学,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上北大清华,上大学;中央是很重视的,地方却重视不足,总将升学率视为自己的政绩;学校很愿意与企业合作,但“剃头挑子一头热”,因为很多企业还没有认识到自己也是人才培养的主体之一。我经常说:“晚上7点钟央视新闻播送的几秒钟的白酒广告,会花掉几个亿,却很少见到为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投入巨资的报道。”

一般来说,人们一谈到教育,就认为是学校的事情。事实上,学校和企业都应成为人才培养的主体。但是,企业要营利,不营利就不叫企业,营利是企业的天职,学校要育人,不育人就不叫学校,育人是学校的天职。问题在于,如何把企业营利的功利性和学校育人的公益性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在这一领域,有很多有意义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例如,教育是不是只能由学校来完成?是否也可以由企业来承担相应的教育社会责任?企业能否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存在?

教育是公益性事业,而企业从事的是营利性事业。所有企业都有资格做培训,但绝不意味着所有的企业都有资格做教育。一旦成为做教育的企业,这种企业就应有一种社会担当,就不仅只是为企业自身培养人才,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为国家培养人才。

这方面德国的一些做法可以借鉴。德国只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企业有资格做教育,这些企业被命名为“教育企业”,能够享受与学校一样的社会待遇。这些教育企业与学生签订的合同是教育合同。既然签订的是教育合同,就要为人一生的发展着想,当然也要为企业的发展着想。从育人的角度来看,企业和学校是互为“主客体”的。当企业需要职业人才时,企业是需方,学校是供方,当学校需要企业提供新的技术、实训基地、实训老师时,学校是需方,企业是供方。

我认为,仅仅只谈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还不够,因为“参与”意味着是被动的,不是“必须”,所以,应该是企业“参加”职业教育。希望中央能够出台政策,赋予有资格的企业以教育机构的地位,这样企业就能够根据企业、行业发展的需要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这是对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白丁:您刚才谈到的“三热三不热”的问题是目前要突破的难点,如何破解这些难点?新出台的《意见》,对破解这些难题能否起到推进作用?

鸿儒(姜大源):《意见》为大家指出了方向,但《意见》的颁布只是一个开始,还要出台很多细则,要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有所突破。我认为要进行四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赋予有资格的企业以教育机构的社会地位,通过减税等措施缩减企业为此投入的成本开支。赋予有资格的企业以教育机构的地位,意味着这种有担当的企业,得到教育机构和人民的认可,将远比做广告更能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和企业的声誉。实践证明,企业也会逐步意识到自己这样做绝不是白掏钱的。

第二,建立国家资格或国家资历框架。这里的国家资格框架或资历框架,不是仅仅指职业资格框架,而是涵盖了学历的、职业的以及通过自学得到认可的“资格”。

现在老百姓不认可职业教育,不认可产教融合,以为上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才是光彩的,我们总强调职业教育很重要,但是现在为什么百姓都希望升学?因为职业教育的地位,在实际社会升值中,在人事、工资、招聘等政策上,并没有得到认可。国际上认为教育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正规教育,一般指学校教育;第二种是非正规教育,即培训;第三种是非正式教育,即自学或网上学习。如果能通过不同的教育路径,都能够达到同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大众就不一定都希望接受很高的学校教育了。欧洲47个国家在2010年就制定了欧洲资格框架。欧洲资格框架是八级,无论是进学校还是参加培训只要达到资格框架中的某一级,就是等值的,具有同等地位。例如,达到六级就相当于接受了本科教育,而技术员或技师就是六级。

现在有一种倾向,大凡一提工业4.0和智能化,好像就可以不要职业教育了,尤其是可以不要中等职业教育了。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不是好事。从事教育的人,往往只从教育的范畴思考问题,比如,很少研究劳动力结构问题。劳动力结构的合理不合理,必须关注两个结构问题: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程度结构。现在我国的这两种结构都出现了大的适配问题。中国人“太老”了,现在我国十几亿人口的中位数年龄是37岁,而印度大约是26.6岁。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等五所理工学院,其入校生年龄相当于中国高二学生的年龄,大学毕业生年龄相当于中国大一学生的年龄。年轻的劳动力是生产型、创造型的劳动力,高龄劳动力,接近退休年龄的劳动力,更多呈现为消费型劳动力。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12年出现拐点,与此同时,中职招生数量下降。世界上多数职业的初始入职年龄,都在15-24岁之间。如果把中职取消,学生都去读高职或者应用型本科,意味着就业年龄要推迟3到4年,也就是每人要少工作3-4年。这个数字乘10亿,意味着社会整个劳动力要少工作30亿到40亿年,对国家是极大损失。我国现在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1950年,日本的老年抚养比为10:1,十个人养活一个老人,到1992年,四个人养活一个人,其国内生产总值GDP急剧下降,到现在还没恢复。尽管这不完全是由抚养比问题造成的,但由抚养比所产生经济下滑的原因十分显著。所以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需要回答的是:社会积累的财富能否承担所需要抚养的人?我国当前仅60岁以上的人口就超过2.3亿,若加上0-14岁的需要抚养者,我国全员抚养比将大大超过警戒线。日本是先富后老的,而我国是未富先老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问题,并不是越高越好。现在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德国和瑞士。德国、瑞士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约30%。去年公布的全世界十个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中,九个是欧洲发达国家,而这九个国家高中阶段接收职业教育的学生平均超过50%。

2015年,我国有750万高校毕业生,2016年有765万,2017年有795万,2018年预计达到820万。如果不进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不符合产业、行业、企业发展的需要,如果高校生找不到工作,那不仅不能为国家创造更多更好的财富,而且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我们要完成两个“100年”的目标,2020年要决胜小康,但如果高校培养的人不能满足企业、行业的需要,必将导致教育与经济发展严重的脱节,上述目标就很难实现。

进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与关注人的发展之间并不矛盾。职业是个体融入社会的载体,是个体生涯发展的媒介,是张扬个性的平台。接受职业教育并不意味着一生就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了。何为最公平的教育?最适合的教育是最公平的教育。在人生的同一节点,尤其是在初中毕业、高中毕业时,要为不同类型的人提供最适合的教育。在人生的不同节点,例如,中等职业教育以及各类学校的毕业生参加工作后,还能有机会选择重新回到教育系统读书学习,然后再就业,再回教育系统读书,再出去就业……所以,多种类型的教育、能够提供多次机会选择的教育,才是最公平的教育,也就是最适合的教育。未来的教育体系不应是封闭的体系,而是开放的体系。将高等学校的毛入学率定意为职前,也就是“直通车式”的高校毛入学率,对经济、社会和个人发展是有问题的。我建议,应该将高校毛入学率定义为基于终身教育的高校入学率。

教育部职成司王继平司长提到,要做强中职、做优高职、做大培训、做好职业启蒙。这里的职业启蒙,要从普通中小学做起,培养核心价值观,弘扬工匠精神。职业启蒙的目的,就是要重视个体的兴趣爱好和智力倾向,这有利于个人今后的教育和职业的选择。在这方面,中等职业学校在职业启蒙和劳动教育方面,已经并将发挥重大作用。

第三,从顶层设计上,应考虑建立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综合管理机构。近几年国家行政部门做了很多改革,也出现了许多来自实践的改革智慧,国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做过有益的尝试。我相信,在顶层设计方面,还会越来越好。国家层面的综合管理机构,应由国务院直接管理,各级各部门层层落实,要突破现有的一些体制机制障碍。当然,这方面难度比较大,因为涉及国家级机构改革的问题。

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职业教育属于教育范畴,当然要优先发展。关于职业教育,十九大报告提出了21个字:“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显然,这里表达的意思是:之所以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是因为目前还不完善。要完善的是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而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职业学校体系,也不是仅仅是人社部门的职业培训体系。将职业教育等同于职业学校体系是有失偏颇的。教育部管理的职业学校和人社部管理的职业培训,应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这是一个体系,而不是两个体系。完善这样一个体系的抓手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是我们必须抓紧要做的事。关于教育优先中,从产教融合的维度和紧迫性来看,职业教育更需要优先发展。

十九大报告中还提到就业优先。我在前面已经谈了很多关于就业的问题。家庭中如果有几个人失业,家庭就不稳定。一个城市、一个社会如果有大量失业人口,这个城市、这个社会就不稳定。所以,不能简简单单地认为就业是一个很低的目标。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稳定的职业对人的心理稳定和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国家领导人竞选,无一例外都会作出降低失业率、提高就业率的承诺。美国之所以要将中低端职业岗位拉回美国,也是为了创造就业机会。

显然,这意味着,职业教育是一个跨越了两个“优先”的教育:教育优先和就业优先。无疑,职业教育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成立真正的行业协会。我国目前的行业协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业协会。在德国,行业协会对职业教育有8大功能,其中有监督和评价功能,要监督那些教育企业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情况。

《意见》颁布后,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教育,要落实,要落地,必须考虑,在我国近几年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三大领域,绝不能“缺位“: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中不能缺位;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在精准扶贫的行动中不能缺位;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不能缺位。这样,《意见》的落实,就有了更好的抓手。


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白丁我们应如何理解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教育价值?

鸿儒(姜大源):《意见》中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需求导向。我国目前最迫切的需求从哪儿来?两个“100年”、决胜小康社会、2050年要实现的目标等,这都需要教育提供与这些目标的实现紧密相关的适配的人才。但人才培养不能只依靠学校,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往往更多地强调个性需求和自我发展的需求,而忽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际上,个性需求和自我发展需求必须与国家需求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因为,如前所述,一个人的发展是通过职业而不是通过学位来实现的。职业才是个体融入社会的载体,职业才是个体生涯发展的媒介,职业才更是个体张扬个性的平台。产教融合通过校企合作的途径,更有利于实现自我发展的目标。

建国以来,我们有过多年的探索,也有很多成功经验。《意见》将原来职业教育的一些经验和成果上升到国家层面。学校培养的人,如果不能满足产业的需求,连工作都找不到的话,又如何为国家创造财富和价值呢?而在这方面,产教融合的要求,要求企业发挥更大作用。如前所述,企业不仅仅只是参与的问题,而必须是参加的问题,因为产业不是一个物化的社会机构,而企业则是一个实在的社会机构,是人才培养的主体。

只有企业最清楚学校应开设什么样的专业,但是,现在有一个误区:以为按照职业需求培养人,就无从谈人的可持续发展了,这种理解是错误的。长期以来,学校传授的都是静态的学科知识,以为有了知识的“量”的存储就能应对未来。实际上,应该通过动态的知识应用的学习来,培养迁移的能力,也就是通过知识的“质”的把握,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以数控机床专业为例,在普通高等院校,这一专业的课程门类,往往是从机械科学演绎出来的,并不是企业需求的。机械科学的学科知识系统是间接知识的集合,不是客观存在的需求。对职业教育、应用性教育来说,行业企业需要更多能够操作、维修、监控数控机床的人。而数控机床这个职业的岗位群的职业能力要求,是伴随着技术发展不断变化的,由此,基于数控技术知识应用的工作过程,始终伴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这里,工作过程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应用知识的结构。以工作过程作为在应用中掌握知识,是职业教育在课程开发中的突破,是教育学领域里的创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教育,才是更关注人的发展的教育。因为,伴随技术的发展,需要从业者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基于知识应用的教育教学,其课程内容是对岗位群、职业群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的归纳,其起点是动态的。基于知识存储的学科体系的教育教学,其课程内容演绎的起点是静态的。所以普通高等院校的教育教学,常常是“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教师十年不备课,因课程与产业需求无关。沉醉于所谓“讲的知识越多越好,这些知识总有一天能用上”的美梦之中。其实,这一天是哪一天,“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当人们哪一天躺在病床上,在即将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的时候,或许会问自己,怎么搞的,我学了这么多知识,怎么到现在还没用上呢?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就是因为没有需求导向的具体职业领域。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产业需求一定反映在企业的变化着的岗位能力要求上。所以,学校教育教学归纳的内容也随之变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学校教育要完全照搬企业需求,照搬企业客观存在的工作过程。

教育不是简单地跟着企业走,而是将企业需要排第一位,首先从产业需求出发,从行业需求出发,从企业的需求出发,然后将产业、行业、企业的需求与人的需求集成起来。具体在课程开发中,对应用知识的工作过程进行教学化、系统化的处理,源于工作过程而高于工作过程,使学生在直接经验和知识获取的同时,学会比较、学会迁移,进而内化为应对未知的能力。课程必须是开放的,一定是从实际需求和个性出发整合的结果。

白丁刚才您提到的“三热三不热”中的“学校热企业不热”,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应如何调动企业发挥教育价值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鸿儒(姜大源)刚才提到,要赋予有资格的企业以教育机构地位。传统观念一般都认为,企业是功利性的。但是,倘若企业能成为教育机构,那就会将教育视为企业自身的社会担当,其社会地位也就不同了,自我认知也不同了,企业就不仅仅只是靠在电视上做广告的商业行为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了。一旦企业将教育这一公益事业视为己任,人们就会对企业另眼相看,就会认可企业也是培养人的机构,而不只是为了赚钱。

以德国为例。德国出了很多哲学家,很多方面的行动都富于哲学思考。德国教育型企业的课程标准由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原因在于德国认为教育型企业是教育机构,教育部门管理教育机构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大创新。所以,我们应该将有资格的企业认定为一种教育机构,这样才能够更好实现《意见》中提出的产业需求导向的要求。所以,我不厌其烦的指出,产教融合若只提企业参与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参与不是参加,企业既可参与,也可不参与。而当企业成为教育主体之一时,就有了责任,就是参加的问题了。

世界上,职业教育有三种模式——学校模式、企业模式、“企业+学校”模式所谓企业模式,主要表现为日本、英美等国家采取的市场导向的模式,或者称其为一种经济调节的模式;所谓学校模式,主要表现为前苏联、前东欧等采取的教育部门管理的学校模式,是一种教育调节的模式。市场模式过于功利,教育模式又往往与需求无关。爱思辨的德国人企图将企业模式的市场调节与学校模式的教育调节结合起来,成就了一种“企业+学校”联合培养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从教育学的维度,我将其命名为教育调节的市场模式,或者称教育调节的企业主体模式。

近几十年来,我国企业一直未成为一种教育主体。现实情况依然是仅有学校是教育主体。《意见》提出,教育要实行产教融合,明确提出企业主体。鉴于目前的教育体制,我国很可能可以形成这一种“双主体”的教育模式。“双主体”可以有几种情况:一是建立具有完整教育功能的主体,即教育可由学校提供,也可由企业提供。这种“双主体”是分离的“双主体”。二是建设具有互补功能的“双主体”,或称为融合的“双主体”:在某些教育环节以企业为主体,在另外一些教育环节以学校为主体。根据中国国情,若采取互补或融合型的“双主体”模式的话,中国能够形成一种市场调节的学校中心模式。当然,也存在部分企业独立成为教育主体的可能性。这就应该形成另一种模式,即“市场+教育”的“双调节”企业中心模式。综上所述,关于“双主体”可能有各种解读。但不管怎样,将市场调节的企业中心或者教育调节的学校中心两者融合起来,是个方向,这在现阶段是可以实现的。两者如何权衡,需要做很多工作。

我多次提到,当赋予企业以教育机构地位时,企业就会有很好的社会声誉。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眼里,教育具有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而一旦企业成为教育机构,在教育上就可享受与学校平等待遇,此时企业就会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现在很多企业都希望招聘名校毕业的高学历人才,也是因为企业在乎其与教育结缘的社会地位。故而,当这些企业成为教育机构时,地位就不同了,可以自主或联合招生,可以培养人才,可以为企业的发展“输血”。

很久以前,我曾读过一篇文章《华为的悲哀》。这应该是华为初创时期的一篇报道。文章中提到,华为原来招聘的人学历都很高,后来发现招聘的人中,很多人并不能或不愿从事一线的生产工作,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因此,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并非学历越高越好,需要各个层次的职业人才。成为教育机构的企业时更清楚,自己的需求和培养的方向。

白丁德国在这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鸿儒(姜大源):德国“学校+企业”的联合培养模式,与我国提出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一致的。按照德国“双元制”的经典模式,学生60%到70%的时间在企业里学习,30%到40%的时间在学校里学习。德国“双元制”教育的主体是企业,即前面提到的教育企业,企业与学生签订的合同是职业教育合同,这个合同只有三年或三年半的有效期。根据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企业是法律主体,无论学生在学校还是在企业里学习,企业都要承担所有的经费,包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以及生活津贴等。请注意,这里使用的是“津贴”一词,而不是报酬。因为在职业教育合同中表明,学生与企业之间不是劳动关系或劳资关系。“报酬”是企业对从业者的劳动付者给出的补偿。但“津贴”不是,津贴是一种生活补助。由于“双元制”学习是在学校和企业之间展开的,学生为此要增加很多生活上的开支,这比接受单纯的学校教育的开支要大。再者,报酬是要上税的,而津贴则不然。在德国“双元制”三年或三年半的学习时间里,所有生活津贴都由企业提供的。

还有个故事很有意思。比如,西门子和宝马都是教育企业。若西门子为招收的学生提供了三年4万欧元津贴,学生毕业后不一定非要到西门子工作,可以去宝马等其他企业。此时,学生是不用归还这笔津贴的,宝马等接受了西门子培养学生的企业,也不必归还这笔费用。其他占企业总数四分之三的、没有资格从事教育的企业,若招聘到教育企业培养的学生,这些企业也不用额外出钱。对此,从美国和中国到德国去考察职业教育的人,若只从市场经济角度考虑,往往都不理解德国教育企业的做法。究其原因,德国企业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为社会,为德国培养人才,而不仅仅局限于为自己的企业培养人。这一点值得我们的企业学习。

今年(2017年)十月,我在同济大学参加中德职业教育论坛。德国专家在论坛上又多次理性地指出,未来世界不是一个虚拟的互联网世界,而是一个实体世界、物理世界,但不是一个传统的物理世界,而是一个是融入了互联网的实体世界,融入了互联网的物理世界。在论坛的发言和演说中,我感到关于工业4.0,似乎我们的很多解读,太过于想象,太过于发散,而德国在这方面是非常务实的。

白丁《意见》出台后,教育系统都是在认真学习和解读。企业和行业协会对文件的重视程度怎么样?

鸿儒(姜大源):现在教育界对《意见》的解读比较多,尤其是普通高校,反响很强烈。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企业有太大反应。另外,行业协会的解读也非常重要。我想,关于《意见》的出台,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文件是由发改委来进行解读的,而过往关于教育的文件一般由教育部解读。我理解,这是因为文件涉及的育人主体,已经跨越了传统的学校范畴。我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应邀请一、二、三产业领域里有代表性的企业谈对这份文件的理解,看企业的理解与学校的理解有什么差别,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的产教融合。总之,要理清产教融合中涉及体制机制改革的问题,需要从长计议和规划,需要在文件的基础上细化企业的权责和义务。

提升高校深度参与产教融合的能力和意识

白丁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仍然存在着闭门搞研究、做课题的现象,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提升高校深度参与产教融合的能力?

鸿儒(姜大源):传统高校要强调创新,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有些研究,虽然暂时不知道有什么用处,但我们需要这样的研究,因为这是一个关乎民族复兴、对世界文明做出贡献的领域。当然,这样的研究,其最终效果,有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而对于其他95%的高校,都要走产教融合的道路。这条路其实是使大学的科学研究成果,更快转化为生产力的最佳途径。

破解这些问题,要改变教育的评价标准和机制。评价大学的标准不能只看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研究成果创造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的多少,也应成为评价标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其经济实力毋庸置疑。而在美国,评价大学的标准之一是其研究成果转化的商业价值。这不是功利,倘若成果如果不转化为商业价值,如何验证其成果创造的社会财富?有些人常以科研课题拿到的经费数额作为评价标准。在这里,课题经费作为纳税人创造的钱,就必须考虑科研成果反哺社会的转换机制。另外,现在高校工程技术领域热衷于申请专利。而专利能否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和成果,更应该成为学校的评价标准。

如何才能实现转化?研究型大学要将研究成果尽快转化为实际的生产成果,其课题研究的选题,特别是应用性研究课题的选题,一定要源于实践,源于企业,源于行业,源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硅谷为什么能成功?因为硅谷周围的学校是从硅谷企业拿项目的。

为什么现在高职院校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呢?我国从2006年12月开始,启动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其中有一项就是对学校科研成果转化的要求。高职院校的定位很清楚,其中一个功能就是要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服务。高职每年有一份质量年度报告。其中有每年的校企合作50强、国际影响力50强等排行榜。这里的一些评价指标,也应成为普通高等学校的评价标准。

特别是,高职院校可以成为研究型大学、工程型大学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转换器或者变压器或者变频器。在产业的各个层面上,普通高校做普通高校的产教融合,高职院校做高职院校的产教融合,中职院校做中职院校的产教融合。产教融合有可能将普通高校、应用型高校、高职院校、中职院校接连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科研成果转化链。应用型高校、高职院校、中职院校,离产业的距离要比普通高校更近,更能近距离地了解产业、行业、企业的需求。这些学校与普通高校结合起来,可以实现全教育链和全产业链的融合。职业教育可以成为普通高校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换的重要的驿站、转换器,能够更快更及时地创造更高的社会效益。

白丁除了功能上的互补外,是不是意味着在这种转化上,普通高等教育应该向职业教育学习?

鸿儒(姜大源):是的。普通高等院校应该放下自己的身段,不要认为职业教育是二流的、三流的,甚至是不入流的教育。

职业教育研究的领域比普通教育多。除了普通教育要研究的教育、学校、学习以及教育科学、学校教育学、学习心理学以外,职业教育还要研究职业、企业和工作,还要研究职业科学,要研究企业教育学、工作心理学,还要研究如何在企业中为学生提供教学支撑,要研究如何把知识与技能,理论与实践,人文理性与工具理性加以整合,如何摈弃“二元论”,等等。这就是跨界的思考。一旦进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阶段,教学地点就从原来的一个地点变成两个地点,教育研究领域就从一个变成两个:除了“教育—学校—学习”,还有“职业—企业—工作”。这对未来教育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宽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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