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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芝:新高考与生涯教育,且行且探索

来源: 校长派 作者:王乙琨 时间:2017-06-09 文档编号:14969952152859

选课、走班、师资,顶级名校如何应对新高考挑战?学校、学生、家长,众多发展方向怎样找准定位?选择、导师、规划,真正的学生生涯教育该如何操作?带着这些疑问,校长派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杨文芝副校长。

“分层分类走班”铺垫新高考

在新高考改革方案执行过程中,若学校能够严格落实选课制度,那么走班制是最普遍的选择。但走班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能否解决,成为了影响基层高中是否会坚定执行选课的因素之一。

 

说起实验中学为何会在4年前就开始进行走班尝试,初衷确实并非新高考。为了促进教育公平、入学机会公平,实验中学初中部开始接收大派位择校生,高中部也有了更加多元的入学渠道,这致使学生们的层次水平产生了很大差异,甚至出现了单科成绩个位数的考卷。作为2016年一本上线率100%,“清北港”比例37%,国际部99%学生进入美国前50大学的学校,出现个位数的成绩着实让人震惊。

于是一场由教师主动提及的走班制改革,轰轰烈烈拉开了帷幕。除语文学科保留行政班外,其余高考科目均执行分层走班教学。按照学生学习程度和出口不同,每个科目都有4个级别可供学生选择——专业(竞赛)、高级(自主招生)、标准(高考)以及基础(会考)级别,针对不同的班级,老师会在难度和内容上作出相应调整。同时,非高考科目执行分类走班,学校通过课程,将科目分成不同模块,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模块进行学习。诸如通用技术,实验中学将它扩展成:机器人初探、木工设计制作、服装设计制作、3D打印等7门不同课程,大大提高了课程选择性和学生选择性,这恰恰与新高考改革的基调不谋而合。

然而,走班制也带来了学生和教师双重管理问题。当学生分散到各个班级后,小到教室卫生,大到平均分涨幅评价,都需要学校重新进行规则制定,是否用成绩增量的办法弥补教学效果的评价,也值得考虑。杨文芝说当新高考正式执行后,矛盾或许还会愈发突出。

知乎上曾有学生表达过对走班制的看法,虽然课程更加多样化,但是同学和集体的关系似乎没有以前更亲密。对此,实验中学坚定保留语文学科不走班,“这一代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集体生活是孩子成长的沃土,孩子应该在班集体里树立团队意识、懂得谦让、服从、妥协、集体荣誉等等。”

杨文芝认为行政班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着巨大价值,因此,学校的大型活动都仍以班集体为单位开展。执行分层分类走班的这一批学生已在2016年毕业,也恰恰是在这一年,实验中学的文理科高考平均分,均为北京市榜首。

应对困难“做自己能做的”

走班教学后,实验中学一整层的教师办公区,都变为了学生教室,实验室、会议室也纷纷被贡献出来。走班,让教室需求比以往增加了10%,对于很多原本空间有限的学校来说,这一问题的确很难解决,但这还不是新高考所带来的最大冲击。

当学生具有了选择权,能否有选择能力、是否会选择,将成为学校进行学生教育的重要课题。在长久的应试教育体制和家长过度包办的环境下,即便实验中学已开展生涯教育十余年,仍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学生不会选择的问题。

“在包括光影人生、悦读生涯、潜能发现、生涯FEI、F1@实验等9门生涯规划课程里,学校被迫开设了一门较为传统教学法的课程,就是因为有些孩子实在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杨文芝谈及这些也充满无奈。

在新高考改革中迅速普及的生涯教育,正是希望解决学生选择能力和选择意识不足的问题。但不能忽视的,是家长在学生选择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杨文芝曾在海南一所中学进行过生涯规划普及讲座,现场的两个简单调查显示,当学生在专业和学校选择上出现矛盾时,绝大多数学生能够将专业作为第一选择。但当自己的想法和家长的意见出现分歧时,依然能够坚持自己意愿的学生,寥寥无几。

“教育者只是提供服务,提供资源配置,最终的决策权仍然掌握在学生手中,如果学生把选择的权利移交到家长手中,学校也无法干涉。”基于这样的中国国情,实验中学所做的,只有“做自己能做的,改善一点是一点”。

导师制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

如果说,“走班制”是实验中学为应对新高考在教学上作出的改变,那么“导师制”则是在教育上做出的尝试。杨文芝希望,未来每一个导师都能指导学生选课、选考、及生涯指导。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报告摘要中提到:“要为所有人提供发挥自身潜能的机会,以实现可持续的未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如此看来,无论是国际上的倡导还是国内的教育改革,都在越来越重视个体发展,重视人文关怀。而在实验中学,杨文芝也在逐渐将“大水漫灌”的生涯教育,推进到如今“精准滴灌”的导师制。即在开展生涯普及教育的同时,为了满足学生生涯发展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推进助力学生个体成长的发展指导(品德、学业、心理、生涯、生活),即个性化差异指导。

导师制解决学生个体发展问题

导师制要求教师不仅仅关注学生的学业发展,还要涉及品格、心理、生涯、生活等方面。针对学生学习压力大、课程改革和评价制度变革的情况,实验中学选择以学业指导为抓手,同时关注学生个体生涯发展指导,这需要教师综合孩子的兴趣、性格、价值观,在充分了解学生的潜在优势和未来发展方向后,再进行选课选考指导。

杨文芝认为,如果老师只一味强调应考策略,这对学生高考后,步入大学、走向工作岗位后都毫无帮助,短期利益并非生涯规划或是教育应该追求的方向。

今年9月1日,“导师制”将会全面在实验中学启动。在探寻如何操作的过程中,杨文芝也曾走过弯路,她尝试让老师们负责固定的生涯板块,分类指导、咨询。但站在学生的角度上,学业、生涯、心理等方面必定相互影响,无法割裂。虽然这样更加便于操作,但尝试过后,杨文芝仍然摒弃了这种方式。对于教师来说,想要成为导师,首先是观念的转变和方法的学习,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小的挑战,要处理好成长与成功、当下与未来、唤醒与管束、创新与训练、幸福与升学等关系,在导师与每一个个体交流的过程中,都要保证以学生生涯发展为核心谈发展、谈构建、谈选课,这要求导师与学生比只有在1:10甚至1:5才能保证指导效果。但面对巨大的工作量,实验中学的教师非但不反感,反而主动向学校申请进行导师培训。杨文芝道出了其中的秘密:“一线教师的压力和工作量都很大,强制给他的东西老师未必愿意接受,所以在顶层设计做好以后,我会等待老师主动提出需求并满足需求,这也许就是管理意识向服务意识的转变吧。”

北京中考已在高考改革之前先一步执行了选课选考方案,老师们自然而然产生了指导学生的意识,培训的需求也由此而生。杨文芝说:在实验中学,老师们开展生涯教育时,更多地是一种享受,享受着离教育本质更加贴近的感觉。

生涯教育不是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

新高考改革,推动着学生生涯教育向前发展,但一直积极倡导这项事业的杨文芝却表示出了担忧:“生涯规划并不是简单的职业规划或是升学规划,过快地发展,难免会出现‘念歪了经’的情况。”

生涯教育希望提供给学生的是一种生活模式的选择,这需要建立在充分地了解自我和了解外部环境的基础之上。在了解过后,学生能够形成规划自主发展意识,不再仅仅从“喜欢”的角度选择社团活动,而会考虑到未来的专业和职业。“生涯能够教会学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当下的学习和未来的生活工作之间建立连接。”杨文芝认为,生涯教育是利国利民的教育,绝不是学校一家独自能够做好的,需要学校和社会、家庭联手为学生搭建多元平台,她号召更多的企业、机构、社会力量和学校联合,为学生们创造走进社会、走进生活,更多了解和体验职业的机会,共同推动生涯规划向前发展,让孩子们看到外面真实生活的样子。虽然生涯教育如此重要,但杨文芝却说,它目前还不够成熟,以至于不能通过标准化进行推广。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生涯教育进入大陆时间并不长,其中渗透着大量西方“个人英雄主义”“自我实现”价值观,因此如果生涯教育做不好,反而会引导学生走向“精致的利己主义”。而在中国,学生发展仍要考虑人的社会属性、社会责任、家庭责任等问题,虽然不再是“我是一个螺丝钉”的年代,但在社会体制不具备相关条件的时候,突然地改变也不合时宜。

因此无论是做生涯还是做教育,在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下,教育本土化、生涯教育本土化,至关重要。即便如此,杨文芝也认为,目前的形式对于生涯教育来说是可喜的,在发展过程中很多事情都要经历矫枉过正,但最重要的,是要静下心来,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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