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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陆亭:新时期我国高校的战略规划与布局

来源: 中国教育智库网 作者:暂无 时间:2016-10-19 文档编号:14768464771378

新时期我国高校的战略规划与布局

——CAETT专访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马陆亭

高等教育发展离不开规划与布局。围绕我国高校的战略规划与战略,CAETT(中国教育智库网:http://www.eduthink.com.cn/)总负责人郑德林、副主编李小娜于2016年9月14日采访了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马陆亭研究员。

高校战略规划中不容忽视的几个方面

CAETT(中国教育智库网):您认为“十三五”期间,高校在战略规划,推进综合改革,实现科学发展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马陆亭研究员:做规划本身并不难,这些年围绕我国高校发展,已积累了不少成熟的文本,这其中有国家的规划、各部门的规划、各学校的规划。目前各高校的“十三五”规划基本已经完成。但是高校进行战略规划,仍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方面:

首先,在当今社会转型期和高等教育发展多样化时期,各学校的综合改革应有自己的特色。在当今特殊的历史时期,外部环境变化不确定性很强,高等学校发展的不确定性与多元化趋势也很强。所谓多元化趋势,是指各学校发展趋势可以有不同之处,甚至可以截然不同。社会已进入各说各的时代,同时各自又都有道理,这就涉及选择,有选择就涉及战略规划。做规划就是做定位,规定各学校要如何发展。各学校的规划与综合改革应不同,因为各所学校遇到的问题可能不同。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有共性的矛盾,但个性化矛盾也较多。各学校有共同的东西,也有个性化的东西。各学校应理清自己已发展到哪个阶段,现阶段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是什么,也许是师资问题,也许是规模扩张、人才培养质量等。同时应寻找自己的发展点、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布局中明确自己所占的位置及市场份额。

其次,改革需要有制度性因素保证。制度性因素包括大学制度、大学章程、规划的文本等。制度化因素固化后才有可能形成特色。我国高等教育以往的弊端之一是向多方学习,各种特征搅在一起,导致自己的特色不鲜明,学后忘前。制度性因素保证,就是要规定不能今天走这条路,明天走另外一条路,不能瞎折腾。

最后,改革,就是要改那些需要改的,但原本优秀的、不需要改的方面就不要再改。“四个全面”中的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一个强调变,一个强调不变。变的目的是为了好,改是要改不好的、不适应发展需要的。全面依法治国是要强调依据法律法规来治理,法律有框架,不能总变动,大学章程也是这样。

CAETT(中国教育智库网):您刚提到的章程方面,高校在大学章程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做得怎样?

马陆亭研究员:刚开始制定章程时,各学校给予厚望,认为大学章程是大学宪法,但慢慢地部分学校不那么重视。为此,我曾经写了文章《大学章程建设的“冷”与“热”》,分析了其中的原因,的确也有学校开始怀疑章程的实际价值。由于章程是固化的文本,慢慢大家发现各学校章程很相像,于是有些管理者开始怀疑大学章程做得很细致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也是当今时代的产物,大学章程需要核准,公办学校的确也有很多共同的特点,其实大学本身共同性也是主要的,所以特色才更加珍贵。但是有章程与没有章程是不同的,因此我说章程建设是有里程碑意义的。有些高校管理人员认为过去没有章程,办学做得也不错,但是这在未来走向现代治理时这是有问题的。有了章程后,高校内外各方就要遵守,如果章程中有什么不合理之处,进行修改也需要走程序。总之,大学章程是学校办学、管理的重要依据,学校内部的重大问题,大多数问题可以从章程中找到依据,比如一些学术争议,法院审理时也要以学校章程为重要判案依据。

转型背景下的高校分类管理

CAETT(中国教育智库网):在高校转型的背景下,请结合国外经验谈谈我国高等教育的分类管理。

马陆亭研究员:国外高校发展来看,有两个规律:

第一,从开始的单一大学到新生出专门学院,或称专业大学。早期的大学,比如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这些学校虽有差别,但整体类似。当大学与社会发生联系时,慢慢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专业性较强的学院,比如工学院、农学院等。之后,大学与专门学院交织在一起,走向了立交桥、学分互认等。高校从高深学问走向应用,包括现在的应用技术大学。高校在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高校走向应用型高校,因为社会对其有强大的需求,而需求会产生动力。当前,那些古老的大学也离不开社会服务,但它们重视从中发展出理论。

第二,大学从面向世界、关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比如疾病、法律问题)走向地方性高校,院校分布更加广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必然伴随着高等学校分布的广泛性。高校原来分布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后来向多个城市延伸。这是国际共同的规律。美国的社区学院、赠地学院的发展,法国的大学区建设,日本二战后在没有国立大学的县都建立了国立大学。

所以从国外来看,高校发展过程中的两种转变,一是朝着应用型大学转变,第二是分布更加广泛,而且应用和区域也是密切相关的。从高校分类的角度看,比较明显的有两条路:一是传统大学;二是应用型大学,德国、瑞士、我国台湾地区等都是这样;也有不那么鲜明的,交叉在一起的。但不同学校面临的方向是不同的,这一点大家是有共识的。我国目前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不同的“面向”,不同的规模等,向应用型高校转型是因为过去比较重视论文等指标。

硬性指标对很多学校而言已经不是主要问题,多数学校的主要问题是高校要做什么的问题,比如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要求所有教师必须有五年的行业工作经验,这样有利于培养应用型人才,产学研合作也就不再需要政府大力倡导。我国在这一点上存在问题,这不是因为高校没意识到这些问题,这类学校希望引入一些企业高工,不少高工也有进入高校的意愿。之所以还没实现,一是因为惯性,二是人事制度问题。这不是教育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另外,如果更进一步来谈,高等教育发展应该从一流大学向一流体系转变。从国家层面应该讲分类,让不同高校走不同的路,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分类是有必要的。但为什么有些学校对分类不满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教育结构,分类是简单的,结构是复杂的,将客观的复杂的结构转变为主观的简单的分类,无论如何分都会有问题、都会有意见。所以要建设一流的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每所学校有自己的道路。这种道路不是随便产生的,而是与历史传统以及国家对该学校的使命一致,这样全国两千多所高校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与社会是吻合的。当不吻合时,可以通过一定的行政或市场手段来调节。

中央政府在高校布局中应有所作为

CAETT(中国教育智库网):请您谈谈我国对于高等教育布局的历史与现状。

马陆亭研究员:关于我国对高等学校的布局,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个人认为,我国有过三次对高等学校的布局变动:

第一次是中央政府集中设置高校,这是政府行为,在计划经济时期是这么做的。政府按大区来设置高校,比如,湖北设置的高校不仅是为湖北服务,还要为中南五省服务。

第二次是市场经济下的布局。在市场需要的情况下,经过政府审批,萌发出一批高校。这个过程中有地方政府的参与。比如广东缺少高校,于是出现了一批独立学院、民办高校、职业技术院校等相对低层次的院校。

第三次是发生在现阶段的布局。一些省份比如广东、浙江都出台了各自的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投入了大量资金。这次布局的高校比第二次的高校更为高端。中央在打造一流大学,各省也在打造对本区域有带头作用的高水平大学,无论是经济发达的省份还是经济不那么发达的省份都在这么做。包括中心城市,深圳就是很好的例子,通过引进高校和研究院打造技术创新之路,对城市的转型起了重要作用。

我认为现阶段的布局应进一步加入中央政府的因素——要在原来没有设立国立大学的省份设置国立大学。所谓国立大学,即国家直接给财政的高校。目前还有一些省份没有国立大学。国立大学的好处是可以将大学的交流、资金等都放到国家的平台上,有利于这些学校的发展的同时,有利于服务国家的整体利益。省级政府也可以省出资金用于支持省里其他学校的发展,可以促进地方生产力的增长。主管部门可以有所作为,真正站在国家利益角度上思考问题,保障每个省至少有两所国立大学。不一定要新建院校,可将原来水平较高的省属院校设置成国立大学。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一定一步到位,可以先在一些省份设置,逐渐向其他省份扩展。


附:

马陆亭研究员简介

马陆亭,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教室主任。工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后。兼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高教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光明日报》教育专家委员会成员、全国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高教研究》等学术期刊编委。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与管理政策。参加国家政策调研任务、规划编制、文件起草及主持重点研究课题多项,受邀到国内外数百余所高校和学术机构进行学术交流、考察、调研和讲座。著、主编学术专著10多部,在国内外发表研究论文200多篇,其中数十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转载,获国家、省部、学会等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励及优秀图书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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